彭小瑜(北京大學教授)

改革開放以來,，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,。有些改革舉措成效顯著,，對社會結構有重大影響,，譬如農村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,。包產到戶實際上有多種多樣的形式,，未來也會有新的發(fā)展,。事實上,，各地已經開始將之與合作社或者類似的其他制度有機結合起來,。鄉(xiāng)村建設需要更多加強村民之間的協調與互助，根據各地多樣化的社會條件因地制宜,，最大限度地調動個人和集體的積極性,，而不是一刀切。鄉(xiāng)村社會建設是一個艱難的系統工程,。如何防止偏遠農村出現一盤散沙的局面,，需要深入細致的經濟政治考量，是優(yōu)化和深化改革的必要工作,。在這方面,，青年團、婦聯和鄉(xiāng)村學校在基層社會應該能夠做出更多的成績,。

高效,、廉潔和執(zhí)政犀利的現代官僚體制是我們所面臨的一系列困難問題的解決之道，而我們社會尊重權威和法律的傳統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,，是我們建設法治社會的一個出發(fā)點,。公共權威的缺位，尤其是公共權威在基層和鄉(xiāng)村社會末梢的疲軟和力不從心,，往往成為人民群眾追求幸福生活的嚴重障礙,。社會學研究注意到，基層公權力軟弱會導致兩種極端的后果：一種是非主流的,、甚至非法的社會組織力量會應運而生,，獲得社會影響，其中最壞的情況就是群體犯罪組織和所謂“黑社會”的出現,。譬如西方社會的“黑手黨”一般都出現在貧窮,、與主流社會疏離的移民社區(qū)。另一種情況就是基層社會相當程度的放任自流,，群眾日常面對的困難和苦難無人過問,，或者過問流于形式，冷漠成為難以治愈的社會病,。

上個月在甘肅康樂縣發(fā)生了“楊改蘭殺死4子女”案,。之后當地縣、鎮(zhèn)、村三級工作失職的責任人員被問責,，被處分,，說明當地政府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和負責任的處理。

干部的工作當然可以做得更加細致,、更多溫情體貼,，不過基層社會千差萬別的情態(tài)實在不是靠官員們自己就可以應對的。離開了群眾和群眾組織的積極性,，官員在那里履行職責肯定是萬分困難的,。面對一個真實具體的村莊，尤其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地方,，縣長和鎮(zhèn)長,，甚至生活在百姓身邊的村長，在管理工作中需要民眾和群眾組織的有力支持,。楊改蘭的鄰居們可以和應該做很多善意的事,，而他們似乎沒有做。村里的小學,、青年團和婦聯組織也可以做很多工作,。如果有一個愛心滿滿的老師、團支書或者婦聯主席,，如果他們能夠積極地協助當地的各級政府,，那么關心和照顧一個困難家庭和問題家庭的瑣碎事務，肯定能夠辦得更好,。

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里,，“父母官”情結既是一個優(yōu)點，也是一種缺憾,。民眾對官員有很高期望,，后者有很重的責任心，這些都是優(yōu)良的政治文化,。問題是,，如果民眾自己缺乏組織和治理能力，缺乏互助和互相友愛的精神和誠意,，老是指望上級官員像“及時雨”一樣趕來幫扶救濟,，那么他們壓在官員肩膀上的擔子就沉重得不現實了。

寧海人方克勤在明初作濟寧知府,，減免百姓的勞役,，結果感動上天，在大旱季節(jié)下了一場大雨,。濟寧的民歌唱道：“孰罷我役,，使君之力,。孰活我黍，使君之雨,。使君勿去,，我民父母。”明代的另一位好官翟溥福是東莞人,，曾任青陽知縣,。當時九華山有虎為患,，翟寫檄文給山神,，老虎就消失了。在各朝代的正史里面,，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,。古代民眾對官員寄予厚望，把他們看作父母,，甚至指望他們扮演神的角色,。而現代國家的人民自己應該有更多的責任感和組織能力，能夠配合政府做好基層社會的治理,。

在最基層的草根社會,，宗法關系在歷史上曾經擔當過一些起碼的組織功能。在今天的鄉(xiāng)村和基層社會,，青年團,、婦聯和鄉(xiāng)村學校是最現成的，也可以是最有效的群眾組織,，應該成為政府和各級官員的“耳目”和“四肢”,，把社會關懷的溫暖送到每一個百姓的家里。依賴幾十里甚至數百里外的“父母官”事無巨細地關照百姓生活是不可能的,。依賴民眾自發(fā)的積極性來組織和管理基層社會也會有種種風險,，尤其是在經濟文化落后地區(qū)。如此看來,，讓青年團,、婦聯和鄉(xiāng)村學校的成員和干部在社會基層有效發(fā)揮作用，協助地方官員關心人民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(jié),，是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必不可少的環(huán)節(jié)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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