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24日，最高法,、最高檢,、公安部和司法部聯(lián)合發(fā)布《關(guān)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》。(以下簡稱《意見》)有七種情節(jié)須從重處罰,，包括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,、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冒充國家工作人員，實施強奸,、猥褻犯罪,。

　　這個《意見》對于云南省大關(guān)縣官員郭玉馳強奸幼女案的受害者家屬來說,，無異于“及時雨”,。8月24日晚,，郭玉馳將一名4歲幼女強奸。9月24日,，大關(guān)法院一審判處郭有期徒刑5年,，不賠償。受害人家屬申請抗訴,，縣檢察院認為,，“量刑適當”，不予抗訴,。事件曝光后,，引起公眾極大憤慨。身為官員,，強奸4歲幼女,，禽獸不如，天理難容,，不從重處罰已經(jīng)“不足以平民憤”,，獲刑5年且不賠償，這種判決,，簡直是在拿法律開玩笑,！

　　一段時間以來，強奸,、猥褻等性侵幼女犯罪不斷,，對幼女施暴者的身份也各異，從官員,、商人,、教師到老人、流浪漢皆有,。頻頻出現(xiàn)“欺負”小囡囡的“壞叔叔”,，手腕不夠硬、懲治不得力是為至要,。強奸4歲幼女,，要在美國，犯罪分子可能將牢底坐穿,；要在韓國,，可能被化學閹割；可郭玉馳只領(lǐng)五年刑,、不賠償,，這種刑罰何來震懾力？說到懲治不力,，除了法律疏漏,，很多時候是人為故意,，司法者被金錢俘虜，或受權(quán)力左右,，導(dǎo)致執(zhí)法出現(xiàn)偏差,。四部門出臺的《意見》，體現(xiàn)“最高限度保護”與“最低限度容忍”的指導(dǎo)思想,，壓縮了法官的部分自由裁量權(quán),，細化從重處罰的幾種情節(jié)，對法官量刑有重要指導(dǎo)意義,。

　　提及法律疏漏,，不能不說“嫖宿幼女罪”。這個刑名本為保護未成年少女而設(shè),，因為對嫖客來說,，嫖宿未成年“失足婦女”比普通的嫖娼行為性質(zhì)更嚴重。但在實踐中,，它往往成了一些人的“脫罪通道”——將罪行更重,、頂格死刑的“強奸罪”降格至量刑五至十五年的“嫖宿幼女罪”處理。法律本身有瑕疵,，又被執(zhí)行者放大,，公眾對“嫖宿幼女罪”意見很大，《意見》未涉及,。下一步是否考慮取消該刑名,，將性侵幼女統(tǒng)一納入“強奸罪”？

　　對幼女遭性侵的責任歸咎,，施暴者當然最大,，尤其是幼女年齡特別小、缺乏基本辨識與防患能力的條件下,，其主觀過錯就越嚴重,，強奸歸責原則就越嚴格。其次是父母,、學校等監(jiān)護人,，因為他們的信息是完全的，他們的注意義務(wù)是事前的,、主動的,，對防止幼女遭受性侵的成本也最小。由此得出的結(jié)論是：讓幼女遠離性侵,，事前防范與事后懲治同等重要,，不能厚此薄彼。在這方面,，《意見》進一步落實了學校的部分責任,，規(guī)定如果未成年人在學校受到性侵,，法院支持受害人家屬向?qū)W校提出民事賠償要求，但對行政責任,、刑事責任未有涉及。

　　防止幼女遭性侵,，更大的責任在她們最重要的監(jiān)護人——父母身上,。從遭受性侵的風險人群分析，留守兒童,、單親孩子等父母監(jiān)護不足的孩子成為高發(fā)人群,。第一道“關(guān)卡”失守，給“壞叔叔”入侵制造機會,，因此法律必須還原父母的監(jiān)護責任,，對監(jiān)護不力的父母進行問責，不能因為他們是受害人而讓法律“打白條”,。(練洪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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