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稅改革，特別是中央與地方財稅關系改革下一步怎么走,，三中全會“決定”中已描畫得相當清晰,。可是因為其中用語過于專業(yè),，局外人總有霧里看花之感,，甚至對一些方向既明的事項，仍有人在爭論不休,，顯然是沒充分讀懂“決定”所致,。這里結合文本和有關官員近日的密集表態(tài)，做一個解讀,，借與大家商榷,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“決定”中“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”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表述,。此前的各種改革呼聲中,，“事權與財權相適應”是常見的表述。也就是說,，“財權”的表述被“支出責任”一詞取代,。

　　對此，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表示：“‘支出責任’只關乎錢的多少,�,！彪[含的意思就是，地方要是缺錢中央可以撥給你,，但前提是中央還得把著錢袋子,。

　　這就與“決定”中的另一處表述“保持現(xiàn)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(wěn)定”對應上了。長久以來,，地方部門和一些學者對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形成的中央-地方財力格局頗有微詞：中央的本級支出只占全部支出的15%,，卻集中了每年大概48%的財力;地方的支出占全部85%，在一次分配中卻只拿到52%左右,。盡管中央通過大量的轉移支付部分解決了收入和支出的鴻溝,，但地方，特別是縣級以下財政，總還是喊著“沒奶喝”,。

　　這一狀況直接導致兩個不良后果：第一,，公共預算財政只是“吃飯財政”，地方要發(fā)展,，只能打土地的主意，靠大量土地轉讓金謀發(fā)展,，造成所謂的“土地財政”,，同時用土地做抵押高額舉債，地方債增長有失控風險;第二,，大量的轉移支付都是專項轉移支付,，隨意性較大，地方要想多得,，就得“跑部錢進”,，“會哭的孩子有奶喝”。

　　因此,，許多專家學者在三中全會前呼呼調整中央-地方財力格局,，增強地方的“財權”，以使地方的“事權”與其“財權”相一致,，但如今中央看似沒有采納這一改革思路,。

　　中央的改革思路是什么呢？簡而言之,，先劃清事權,，再確定支出責任。

　　正如財政部長樓繼偉指出,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,，一是中央把一些事權過多地委托給了地方，而地方的事權,，中央承擔也不少,，權責不明確。改革首先就要劃清事權,。對此,，“決定”把事權分成三類：

　　1、中央事權：國防,、外交,、國家安全、關系全國統(tǒng)一市場規(guī)則和管理等;包括一些跨流域的重大工程的建設與維護,。

　　2,、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：部分社會保障、跨區(qū)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;王保安還提到一些屬于地方事權但外部性較強的，如人才培養(yǎng)這類地方投入較多但學生離開本地后效益外溢的,，可能作為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權,。

　　3、地方事權：區(qū)域性公共服務,。

　　對于轉移支付,，方向是更強調“規(guī)則”、“透明性”,、“可預見性”,。也就是說，現(xiàn)存的200多項專項轉移支付要大力清理整頓,，力遏“跑部錢進”現(xiàn)象,，同時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，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,。

　　減少中央委托地方事務,，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，并不代表地方可以指望許多事權都會上移,，因為畢竟只是說“適度加強”,。最近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即公開表示，中央支出責任上收一點,，從15%擴大到20%即可,，“地方政府對中央必須有依賴，我們不能退到1994年以前,，但是依賴程度不宜過高”,。

　　那么再往前分析一步，既然要保持現(xiàn)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(wěn)定,，則“重構地方稅體系”至少目前還不是改革的優(yōu)先事項,。此前諸多學者以“重構地方稅體系”為出發(fā)點，要求全面推開個人房產稅開征,，把消費稅由中央稅變?yōu)榈胤蕉�,，做實歸地方的資源稅環(huán)境稅�,？紤]到消費稅,、資源稅、環(huán)境稅目前并非大稅,，個人房產稅被寄予了地方主體稅種的厚望,。從前面分析的改革的方向看，這一期望并非很現(xiàn)實,，短期看房產稅還并非中央改革的優(yōu)先事項,。

　　(鄭陽鵬,，財經記者，海外網特約評論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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