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原標題：刑事責任年齡到底該不該降低?人大代表熱議)

近年來,，每當有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發(fā)生,，就會引發(fā)“該不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?”的討論。這樣的討論也持續(xù)到了本次人代會的會場,。有代表贊同,，認為應該降低刑責年齡發(fā)揮刑法的震懾作用，全國人大代表,、江西省律師協(xié)會副會長馮帆就持這一觀點,。但也有代表反對,，全國人大代表、甘肅省律師協(xié)會會長尚倫生和全國人大代表,、陜西省律師協(xié)會副會長方燕就都認為,，單純降低刑責年齡并不能解決問題。

尚倫生表示,，一些人之所以認為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,，就是為了打擊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，但是刑法不是萬能的,，“不是說降低了刑事責任年齡,，12歲、13歲的孩子就不犯罪了,。這就如同刑法當中規(guī)定,，職務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無期徒刑甚至死刑,。但是一些領導干部仍然前赴后繼,，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終身監(jiān)禁，可是后面還有人創(chuàng)造了新的貪腐數(shù)額,。所以從這上面看,，刑法確實不是萬能的，我們要拋棄刑法萬能的這種思想理念”,。

馮帆則提出,，“我贊同降低刑責年齡，刑法確實不是萬能的,，但是如果刑法沒有威懾力是萬萬不行的”,。

從事了近24年少年審判工作的全國人大代表、廣州中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認為,，應該以審慎的態(tài)度看待刑責年齡,，并且一定要基于相應的數(shù)據(jù)和理論分析。

觀點交鋒1

是否應當參照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?

尚倫生認為,，主張降低刑責年齡的觀點中,，普遍采用一個論據(jù)，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年齡為8周歲以上,，認為參照民法中的規(guī)定也應當降低刑責年齡,。“我覺得這是兩個性質的問題，一個是刑事的問題,，一個是民事的問題,，刑事的問題屬于公法規(guī)范的范圍;民事的問題屬于民法規(guī)范的范圍，也就是私法規(guī)范的范圍,。私法可以寬容,，可以放得更寬一些,。但是公法或者說刑法對刑事責任的調整一定要嚴格把握，不能隨意降低”,。

馮帆則表示,，民法總則之所以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降低為8周歲，“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(fā)展和社會的進步,，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來越強,，認知力在不斷提高，甚至身體發(fā)育狀態(tài)都比過去強壯,。所以從心理年齡和生理年齡來說,，如果14歲以下都不承擔任何責任，可能跟現(xiàn)在孩子的成長狀況是不相匹配的”,。

她表示,，刑法作為公法、民法作為私法,，二者確有不同,，但是，主張參照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適當調低刑責年齡,，并不涉及公法與私法的關系,，并不是要將刑責年齡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調到同一個標椎，而是在刑法現(xiàn)行的刑責年齡基礎上適度下調,，避免未滿14周歲的低齡暴力犯罪“一放了之”,。

觀點交鋒2

低齡暴力犯罪數(shù)量少不具有普遍性?

尚倫生認為，衡量刑責年齡該不該降低,，應當考慮到刑法的謙抑性,，“刑法一定要有度，即便是冰冷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溫度,，特別是在青少年方面,，要給予特殊的保護，甚至說在某些時候是網開一面的,，包括我們刑法當中的前科消滅制度,、分層制度等等，都是對青少年的一種特殊保護”,。

他表示,，現(xiàn)實中雖然有14周歲以下惡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，但是比例很小,，“這種事情但凡發(fā)生了,，大概都在媒體上曝光了,。一年也就這么一兩起,，或者三五起,。在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里面，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數(shù)字”,。而刑法規(guī)制行為一定要帶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,。極個別的情況如果在刑法中被規(guī)定為犯罪，“有點顧此失彼,，沒有顧全大局,，沒有體現(xiàn)出國家對未成年人的愛，沒有體現(xiàn)出國家的情懷,。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,，對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寬容度越大”。

陳海儀也強調了數(shù)據(jù)基礎的重要性,，她認為,，首先要有數(shù)據(jù)基礎，來判斷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否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數(shù)量,，而不是因為個案做決定,。“法律是有滯后性的，法律的制定需要綜合考量各個因素,，首先必須要對數(shù)據(jù)進行有效分析,，提供科學而客觀的依據(jù)。”

此外,，她表示,，從國際整體趨勢來看，14周歲是一個科學合理的年齡界限,。“我應該和心理學專家,，倫理學專家，社會學專家共同探討這個問題,。”

方燕也表示,，去年兩會期間她還主張降低刑責年齡，但是經過一年多的調研,，觀點已經改變,，認為單純降低刑責年齡并不能解決問題，“我原有的想法動搖了,，為什么?一個就是低齡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,，在整個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，客觀講還不占大多數(shù),，不具有普遍性”,。

馮帆則認為，雖然低齡暴力犯罪數(shù)量少,，但是其主觀惡意和危害傳播效應很大,，比如弒母案,，“雖然一年可能在沒有幾起，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,，覺得還不用承擔任何相應的刑事責任,，這就給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種負面的消極作用”。

馮帆表示,，刑法確實需要遵循謙抑性原則,，青少年也確實需要保護，“但我覺得這要有一個度,。這個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,，青少年的認知能力的發(fā)展，去重新做一個考量,。什么樣的年齡段對自己行為能力的認知程度,，應該和行為后果之間有一個相應的匹配。所以我認為不能因為案件數(shù)量少,，就對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采取不追究刑事責任這樣的特別的寬容和保護,。其實保護未成年人的方式有很多，可以考慮在量刑方面酌情減輕刑罰”,。

觀點交鋒3

是激活收容教養(yǎng)制度,，還是社會矯治?

文章來源：https://news.163.com/20/0526/20/FDJ494JD00019B3E.html

方燕表示，調研過程中發(fā)現(xiàn),，如果一味降低刑責年齡,，意味著有更多的低齡未成年人進監(jiān)獄，“監(jiān)獄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,，可能會形成一種監(jiān)獄化的人格,。這些孩子很年輕，未來是要走向社會的,。那么他如何回歸社會?將來會不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的因素?這是特別需要思考的問題”,。

她說一年多來一直在糾結，在搖擺,，然后再論證,，“最后論證來論證去，認為在現(xiàn)行的刑事責任年齡的情況下,，先完善我們的收容教養(yǎng)制度,，然后再對這種低齡未成年人的罪錯行為進行懲治與矯正相結合，這條路可能是中間路線,， 但是是理智的,、可行的”。

本次人代會，她提交了議案,，建議激活收容教養(yǎng)制度,，在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中繼續(xù)保留收容教養(yǎng)制度并加以完善，做出立法解釋使其具有法律依據(jù),，在審理和決定程序上實現(xiàn)司法化,，并由民政部門領導,，司法行政部門協(xié)助,，成立專門的收容教養(yǎng)所。

尚倫生則認為,，不論是追究刑事責任,，還是送入收容教養(yǎng)機構，都會引發(fā)一個問題,，“污染的傳播,，毛病會互相傳播互相污染，就是說這娃娃進去的時候是一個毛病,，出來的時候可能成了10個毛病了,，一項全能可能成了10項全能”。

因此,，他不主張將來再有收容教養(yǎng)所,，建議采用社會矯正制度，“現(xiàn)在不是有司法所嗎?司法所對于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,、免于刑事處罰以及保外就醫(yī)的,，都實行社會上的改造，監(jiān)管社會矯正,。對于未滿14歲的孩子他犯了罪的,，盡管不追究刑事責任，但送到司法所,，家長,、學校簽責任書，把責任落到學校,、司法所和家長的身上,。這種挽救教育方式遠遠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種封閉起來的方法，對孩子的成長,、融入社會都非常有好處”,。

馮帆則表示，對于未滿14周歲的低齡暴力犯罪,，目前還沒有合適的,、有效的教育挽救制度，“所以我認為刑責年齡可以隨著社會發(fā)展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，這是我支持的一個理由”,，她說,，有人認為追究刑責、關入監(jiān)獄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,，但是實際上監(jiān)獄除了懲罰,，其實也同樣有教育的功能，“可以針對青少年做一些特殊的安排,，這并不妨礙對青少年的教育保護”,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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